主題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產權、動力、質量”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7年年會”15日在京舉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等著名專家圍繞大會主題作主題發言。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

　　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

　　入市會釋放極大紅利

　　激活農業農村內生發展動力，這方面關鍵要打好兩場硬仗。一是激活市場，主要是深化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改革。另一個是激活要素，主要是深化農村土地和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這是重頭戲。

　　激活要素首先是要放活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現在提出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三權分治，關鍵是放活土地經營權。最需要破解的是農村的建設用地。近幾年，農村電商、休閑農業、鄉村旅游等一些新的產業發展非常迅猛，返鄉下鄉創業熱潮悄然興起。當年鄉鎮企業可以發展起來，是因為還有土地可以用，農民可以用自己的地來發展企業。但是現在的問題是發展新形態，建設用地指標下不了鄉，農村的合理需求得不到滿足。我們對這個問題做了很多調研，基本判斷是，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會釋放極大紅利。

　　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已經擴展到33個縣，比如入市的第一錘是在德清，我們在德清做了調研，現在入市只有45塊地，不到四百畝，成交額是一個億。這個縣有1118塊，一萬畝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下一步可以入市，如果都入市的話，可以帶來非常可觀的收益。最重要的是可以為當地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注入巨大的推動力，農村靠新產業新業態，有了地了，跟當年發展鄉鎮企業一樣。

　　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是鼓勵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很多規劃的前提下，直接參與土地開發，或者參與聯營、聯建、入股等多種形式開發存量建設用地，讓農民更多分享土地的增值收益。結合產業轉型和新型城鎮化，要使得集體土地上的建筑形態和它附著的產業加快實現高端化，這個可以為農村的發展注入巨大的動力。

　　激活要素，這里面還有一個重要背景，就是現在支撐農民增收的動力逐漸削弱。現在外出農民工增長乏力，靠增加勞動力外出就業，增加農民收入的難度越來越大。農民就地轉到新產業新業態有大量的空間，有大量的潛力。

　　激活要素將會促進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異軍突起，我們提出應該拿出當年發展鄉鎮企業那種勁頭來，來支持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和返鄉創業。2017年一號文件提出了在土地方面，在金融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比如一號文件提出允許通過村莊整治等節約的建設用地，采取入股、聯營等方式，重點支持鄉村休閑旅游養老等產業和農村三產容器發展，但是嚴禁違法違規開發房地產或建私人莊園會所。

　　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離不開對農民土地三權的確權和保護。三權指的是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這方面一個總的政策方向，第一是確權，現在承包地確保等登記辦證正在加快推進。第二是賦權，支持引導農民依法自愿有償轉讓土地承包權。第三是護權，維護好進城落戶農民的三權，你不能把放棄三權作為他落戶的先決條件，這是行不通的。

　　對進城農民推出三權，也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要放在歷史的大進程中去審視。農民進不進城，退不退地，還是要把這個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來選擇，而不是代替農民，更不是強迫農民來選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

　　以改革挖掘

　　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空間

　　傳統的經濟增長動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投資需求的拉動，工業產能的擴張和要素的高強度投入。但是現在這三大增長動力受到越來越多的約束。從投資來看，近幾年投資效率明顯下降，要保持投資收益，必然要增加杠桿，進而造成負債增加。從工業產能擴張來看，受多數傳統制造業的影響，工業產能已達到峰值，再走依靠產能擴張這條路基本上行不通。從生產要素來看，我國勞動力人口在減少，人均勞動生產率和資本產出率都在下降。所以現在中央提出要推動動力轉換，尋找新動力。

　　新動力涉及很多方面，最本質的核心還是要提高要素生產率，就是資本產出率、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而且我國提升要素生產率的空間非常大，關鍵是怎么去挖掘這些空間，未來主要是通過改革。

　　第一，激發企業家精神，振興實體經濟，提升資本產出率。首先，需要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打破資本流動的制度性障礙，讓資本能夠自由流動，有效配置。其次，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硬化國有企業的預算約束，創造平等競爭的環境。三是要抑制資本泡沫，遏制資本“脫實向虛”，為恢復實體資本收益率創造良好環境。四是推動企業市場化兼并重組，重建市場化產能出清新機制。

　　第二，提高人力資本質量，推動資本深化，提升勞動生產率。首先，近些年，勞動力工資增長很快，隨著經濟發展，工資快速增長有其合理性，但是勞動生產率并沒有顯著提升，對企業也造成一定壓力，今后通過提升勞動生產率，來減緩工資上升的壓力。其次，還要著力提升人力資本，特別是地方本科院校能不能向應用技術類本科和職業教育轉型，大規模培育產業技術工人。此外，還要結合產業升級對人才的需求，加快高等教育體制改革，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鼓勵民間創辦小型的高層次研究型大學，放寬國外一流大學到國內辦學的條件。最后，建立體制內和體制外的旋轉門機制，提高勞動生產率。

　　第三，通過結構性改革重塑激勵機制，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包括推進科研機構的改革，倒逼體制內的研發機構的改革；加快要素市場改革，特別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釋放巨大潛力；加快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特別是對干部有效激勵機制，這些都有利于更好地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

　　產業結構調整

　　要遵循生產率原則

　　這幾年我們在經濟發展理念上越來越關注質量、效益和競爭力，相對來說對速度的強調沒有那么多了。

　　何為“中高速”但有質量的增長？第一，經濟增長是有質量的增長，必須是實實在在和沒有水分的增長。這里的沒有水分，不是指數字對不對，準不準，而是指不能以犧牲資源環境、生態和安全生產為代價；第二，經濟增長是由潛在增長率提高帶來的增長，是新的發展階段，而不是靠政策刺激超越潛在增長率；第三，在產業結構調整中的增長，這個產業結構調整是以生產率的提高為導向的；第四，經濟增長主要來自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而不是傳統動能延續帶來的增長。

　　首先，總的來說，這幾年，我國的環境質量是改善的，但是在改善中，我們也看到了空氣質量和經濟活動形成了一個替代關系。當工業產出速度下降的時候，空氣質量會改善，反過來也是一樣。我們在經濟發展方式沒有根本轉變的時候，這個替代關系是存在的，關鍵要找到新的經濟增長方式，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其次，現在談到產業結構調整取得一些新進展，都會談到第三產業在三次產業中的比重在提高，這在一般意義上來說是對的。但是它并不是按照經濟學的演進原則來描述的。我們之所以要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是因為資源從生產效率較低的部門轉向生產效率更高的部門，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

　　產業結構調整不應該按一二三四這些數字的順序，而應該按照勞動生產率來調整。通過比較，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高于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但不能簡單地說把第二產業轉到第三產業上去。特別是根據國際經驗，以第二產業制造業的萎縮換取第三產業比重提高，這會導致后續很多矛盾。雖帕累托改進不再，但作為庫茲涅茨改進，產業結構調整并不必然是減法，故不要僅以產業編號為順序，而要以是否提高生產率做評判。

　　經濟增長提高是依靠提高潛在增長率實現的，而不是超越潛在增長率。我們估算了每個時期的潛在增長率，同時用實際增長率減去前增長率，得出一個增長缺口。如果實際增長速度低于潛在增長率的時候，就會出現負缺口，意味著沒有充分利用潛在增長能力，因此可以刺激，讓它回到原來的發展水平上。

　　我們測算的結果，潛在增長率從2010年開始下降，而且逐年下降，如果用真正的增長率和潛在增長率去比較，實際是沒有增長負缺口的，所以我們不能刺激經濟超越潛在增長率。但是反過來，潛在增長率本身是可以提高的，提高從哪來呢？從供給側。

　　我國經濟體制中存在著諸多制約市場主體活力和要素優化配置的障礙，通過改革消除這些體制障礙，實現增長動力轉換，就可以期待更好的增長表現。

　　政策結論，第一，現在不以GDP論英雄了，但是可以考慮采用是否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指標一票否決。第二，經濟增長速度既要設下限，也應該設上限。設置上限的含義是不要人為刺激經濟，超過潛在增長能力。第三，產業結構調整要遵循生產率原則，推進改革，不靠號碼來決定。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

　　推進供給側改革

　　應充分發揮市場作用

　　去年我們在實現“三去一降一補”這個目標上，取得一些進展，特別是在去產能、去庫存和補短板上，成效明顯。但是在去杠桿和降成本兩個任務來看，成效并不顯著。以“去杠桿”為例，不但沒有去，而且杠桿率有所提高。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原因在于結構性改革推進不夠快、不夠實。這里的結構性改革，不是結構調整，而是體制結構和政府監管框架結構改革。正因為結構性改革推進得不夠快、不夠實，就使得市場不能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不能通過激勵創新，獎優罰劣，優勝劣汰，達到優化經濟結構，提升供給效率的目標。

　　在當前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的情況下，在糾正資源錯配，實現經濟結構優化過程中，一定程度運用行政手段和選擇性產業政策難以避免。但是一定要清醒地認識到，用行政手段進行“去”和“補”的資源再配置具有很大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副作用。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企業總有辦法繞過這個命令。另一個是在壓縮產能和降低產量的過程中，往往不是優勝劣汰，而變成壓縮高效率企業，卻沒有壓縮低效企業。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出路就在于切實推進改革，使市場能夠在稀缺資源的配置和再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

　　2016年，中央和國務院發布了多方面改革的指導意見和實施方案，這些文件規定的改革方向明確，措施得當，問題是執行上還不夠得力。

　　比如，去年中央發布的《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提出，要平等保護市場主體，加大對非公財產的保護力度，改變過去那種分等級保護的狀況，要求在立法上廢止按照所有制不同類型制定的市場主體法律和行政法規，開展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的專項清理。意見還提出，要抓緊糾正一批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對涉及重大財產處置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民營企業和投資人違法申訴案件，依法甄別，確實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使用法律錯誤的錯案冤案要依法予以糾正，并賠償當事人的損失。

　　所以，2017年要在執行上花更大的力氣，使這些決定和文件真正落實，為我國的資源有效再配置和供給效率的提高提供堅實的制度基礎。

　　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首席專家陳東琪：

　　公平競爭機制是

　　是否成功的重要標志

　　深化供給測改革，我認為至少有四個方面的難點，需要我們在改革過程當中認真面對和解決。

　　第一個就是改革的環境問題，我們要把這一輪改革按照初衷，按照原來的設計，按照目標導向，從問題入手來推進，首先是要有一個穩定的宏觀環境，從我們了解的情況看，地方還是有一些壓力的，有些企業也感受到壓力，特別是進一步地去產能。另外一個就是市場的波動，產品的價格超預期地大起大落，怎么保證這個市場不出現急劇的波動？第三個就是職工的安置，債務處置等等，改革要順利推進，宏觀環境是很重要的。

　　第二個就是有效市場的問題，如何形成一個有效市場？怎么樣來保證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性的作用，建立什么樣的機制？尤其在中國的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行業之間也不平衡的情況下，如何把這些問題處理好，強化市場化、法制化手段的運用，又不傷害到后發地區的發展，是個重要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新舊動能的轉化，無論是舊動能的轉化升級還是新動能，實際都存在問題。舊動能轉變提升面臨一些負面的影響，新動能主要是面臨環境問題，尤其金融資源對新型動能，特別是創新的支持，是我們沒有解決好的。

　　第四個難點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本分攤的問題，如何來解決這樣一個成本分攤？處理好利益調整問題，特別是能不能解決好壟斷企業向競爭性企業，金融類企業向實體企業讓利問題。改革的成本分攤，在不同的行業之間的利益調整，這個是很重要的問題。

　　關于下一步的做法，我個人感覺到有三個方面，一個是杠桿方面，降杠桿，去杠桿，重要的是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還得有一個非常嚴格的預警監測機制，還要有一個調整機制，有一個退出機制。杠桿不一定是企業自發形成的，還有政策性的，怎么來解決這些問題？補短板不只是補基礎設施，補發展的短板，更重要的是制度、資源的短板，這一塊要做起來是不容易的。重要的是加快市場的基礎性制度建設，公平準入，自由退出的機制。

　　第二是清理妨礙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第三個是進一步簡政放權，三個清單還是要能夠落實。第四個很重要的就是個人和企業發展環境，特別是信用環境的建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重要的落實在于公平競爭機制的建設，這應該是我們今后幾年是否成功的一個很重要的標志。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

　　提高政府資產使用效率

　　避免惡性循環

　　“動力”是一個很大的范疇。我想講一個方面——從財政的角度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首先分享一下我對經濟的看法，投資可以簡單分成兩類，一類叫政府主導的投資，一類是市場主導的投資。這兩類投資在經濟運行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們處理得不好，可能會陷入一個陷阱。

　　這個陷阱的機理就是，當經濟有下行壓力的時候，為了保增長，我們就財政刺激，做政府驅動的投資。當政府驅動的投資增加了以后，就會占用比較多的資源，使得要素價格上升，進而使得企業的盈利能力降低，擠出市場主導的投資。也就是說，當政府驅動的投資多了后，就會影響整體效率，造成整體效率下降。如果整體效率下降，就會帶來經濟下行進一步的壓力，就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為什么我們會進入這樣一個循環？主要一個原因就是我們之前的做法可能是行之有效的，當基礎設施短缺的時候，是需要政府來做投資的。如果沒有這些投資，沒有足夠的基礎設施，企業的運行成本和貿易成本也會比較高。但現在情況改變了，投資到基礎設施的回報越來越低，剛才我說的這個惡性循環就可能會發生。

　　怎么避免這個惡性循環呢？剛才我們說有四個環節，每個環節都導致了下一個環節，仔細想一想并不一定是這樣。比如經濟有下行壓力的時候，我們要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而積極的財政政策并不意味著一定要做很多的政府主導的投資。其實也可以用政府的財力降低稅費，這也是積極的財政政策。

　　比較一下這兩個措施的差別，我們就發現，如果是政府主導的投資作為主要的成分，剛才那個循環就成立。如果降低稅費，企業盈利能力增加，投資積極性提升，就會誘導更多的市場主導的投資。如果市場主導的投資多了，政府主導的投資少了，整體效率就會上升，這個循環就打破了。當整體效率上升了，經濟下行的壓力就減緩了，我們就走出了這樣一個循環。

　　我建議，政府資產的使用轉向，我們現在是用政府的資產把它裝到融資平臺中，用資產做資本，去借錢，借了錢去投資。如果政府資產的使用受到了約束，這種投資就一定程度上受到約束。如果我們加強對資產負債表的考核，加強對投資績效的考核，是可以加強政府資產管理，可以適當減少投資的沖動。同時用政府的資產來支持社會保障，就可以降低社會保障的繳費率，從而提高企業的盈利。政府資產更好地使用，從支持投資到支持社保是一個一舉兩得的事，對于避免惡性循環，是至關重要的。

　　中國銀監會特邀顧問楊凱生：

　　要把降杠桿與

　　國企改革相結合

　　債轉股是去杠桿的應急之策，很有必要，但真正重要的還是找到我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長時間以來杠桿率高、負債率高的根本原因，從而采取更加有針對性的措施。

　　怎么降低國有企業杠桿率和高負債？造成我國企業杠桿率過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除了我們經常說的我們習慣于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我們還經常說我國的投融資體制不合理，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例不協調等等。我覺得其中還有重要的歷史原因，就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的國有企業的資金是怎么來的？

　　當時固定資產投資所需要的資金都是來自財政撥款，上世紀80年代改為撥改貸。它的改革初衷是為了增強企業使用這些資金的責任，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進而把銀行把企業都打造成自主經營的市場主體。但是在實踐過程中，為了支持企業發展，支持企業經營的需要，銀行貸款幾乎成了企業生產經營和發展擴大所需要的資金最主要的來源。

　　這就帶來兩個問題，一個是企業所需要的各種資金越來越多，它的各種形式的融資就必然越來越多，它的杠桿率和資產負債率必然越來越高，財務負擔也就越來越重。第二個就是銀行貸款資本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大量的銀行貸款沉淀在企業當中，充作企業的資本金使用，沒有盤活，銀行的流動性越來越差。因此，企業的杠桿率過高，本質就是企業的資本金不足，企業的所有者，企業的出資者缺乏對企業資本注入的責任，缺乏把企業的杠桿率穩定在一個合理水平上的有效機制。

　　現在我們強調國有企業要以管資本為主，這個非常正確。但是認為管資本為主就是關注如何提高資本回報，就是強調怎樣維護資本的安全，就是怎樣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這個還是不夠的。

　　管資本為主來管國有資產，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國有企業的監管者有責任有義務，維護國有企業資產的穩定。強調要建立和完善國有企業出資人的監管權利和責任清單，明確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計劃當中，應該包括對國有企業的資本金的注入。要建立企業負債約束機制，如果不注重這些，不需要多長的時間，企業的杠桿率仍然會周而復始地不斷攀升。這個應該成為財政預算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的重要內容。

　　降低杠桿率，必須和國有企業的改革，結構調整優化結合起來，有限的國有資本應該進入國家應該持有、必須管理的企業。要把降低國有企業的杠桿率，作為國企改革的倒逼，來抓好國企杠桿率降低的工作。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

　　釋放風險點

　　保持長期穩定增長

　　我覺得未來一段時間，除了怎樣提高我們的增長潛力以外，如何保持金融穩定可能會成為一個比較大的挑戰。也是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上提出來的，比如不良率的上升，我們不知道數字是多少，股市、房市、債市的風險在不斷出現，再加上我們最近看到匯率的壓力和資本外逃等等問題。金融風險經過這段時間，似乎是在很明顯地增加。

　　它的背后可能有一系列的因素，我覺得短期來看，三個方面的因素導致我們現在的風險更加突出。第一是增長速度放緩，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弱化，顯然會增加金融風險。第二，今天碰到的增長減速最大的挑戰是新舊動能轉換，舊動能去的過程中怎樣處置過去的這些金融資產，這會引發一些金融風險。

　　當然我們也有過去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大規模的刺激政策以后造成的一些后遺癥，尤其是在國企的杠桿率和地方政府的舉債方面反應是比較集中的。金融風險一直有，但是從全世界范圍看，中國到目前為止，大概是唯一一個沒有發生過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主要新興市場國家。這可能有很多具體的原因，我覺得最主要的是兩條。第一是過去一直維持高速增長，有很多問題都在增長中化解了。第二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政府兜底。

　　我們現在碰到了許多國家都碰到的難題：杠桿率上升，生產率下降，政策空間明顯收縮。

　　怎么解決這個問題？我主要考慮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是短期增長和長期增長的問題。我們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采取的很多政策，在保短期增長的時候，不但不利于長期實現增長，還積累了很多的風險。因此我建議短期要放松，這樣才能真正有利于實現長期的可持續增長。

　　第二個，我們的宏觀層面沒有一個系統性的監管框架，有問題了都是靠財政政策和貨幣問題兜住了，但是這樣的情形現在已經難以為繼。簡單來說，如果我們現在要改革監管的框架，一個很重要的工作，似乎是應該建立一套宏觀審慎監管的框架。

　　最后一個，還是要看穩定和風險之間的關系。我們過去的政府兜底的一個直接的好處，就是看不到有企業破產，看不到有債務違約。但是實際上我們都知道所有的問題政府都在后面兜底，這給政府很大的壓力。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決定里頭提到了，要釋放風險點，風險點釋放是我們保持長期穩定的一個很重要的工作。但我們過去一直說，似乎是做起來比較難，我最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僵尸企業能不能以比較快的速度平穩地出清。這個問題不解決，金融風險問題解決不了，金融資源提高效率也幾乎不可能。

(原標題：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7年年會召開)

(責任編輯：DF155)